《比较.第40辑》的主编吴敬琏教授在说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时指出 “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工别的，近期的结果和长期的结果又往往不同”，如果我们“看现象比较多，比较关注近期的问题，而不能考虑它背后的机理，不能预见，这样就会出问题”。无论是对危机的理论解读，还是应对危机的政策设计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以现象替代本质，重短期而轻长期。《比较.第40辑》开篇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阿西莫格鲁谈到了经济学、经济学家的失职和反省。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周期的缓和误判成人类已经可以终结周期，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无监管的市场，把大企业的自我监督视为理所当然，虽不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也是危机的推手。他特别指出，危机时刻，经济学界在反省的同时，仍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建议，不是针对政策的细节，而是着眼于长期的远景，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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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辑《比较》紧紧扣住的是“经济增长”这个主题。当“发展是硬道理”被“和谐发展”代替的时候，当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公平、如何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议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否会忽略了“增长”，而走向另一*的似是而非的误区？编委线颖一教授说 “在国际上，中国当今之所以受到空前的尊重和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要用一个数字来概括中国的成就，那就是超过0亿人口的经济年均9%的GDP增长。从国内政治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增长越快，社会越稳定，政权也越稳固。”而在中国，稳定和发展成为普遍的共识，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成为普遍的期许，人们不愿意因其他什么别的目标而打断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为此，我们从理论、政策和国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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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辑的《比较》都紧紧围绕着政府与法治的主题，探讨的是政府治理问题，即如何造就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以推动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本辑仍将继续这一主题，只是我们把重点从比较宽泛的制度（regime或institution）和理念层面转向了具体的政府监管（regulation）领域和理论的政策应用。本辑开篇《中国金融腐败研究 从定性到定量》是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一体的综述性文章，这是关于“中国金融腐败指数”课题的研究报告。课题报告根据对全国29个城市5大类人裙的问卷调研，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提出金融反腐败的微观与宏观战略，编制了中国金融腐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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