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虎编著的《武汉近代新闻史(上下)》从国家政治、经济巨变中整体描述了武汉新闻史的变迁,反映了武汉新闻从业人员忧国忧民、追求自由的精神;从近代中国新闻史的大背景下展示出武汉地方新闻媒体的作为,记载了詹大悲、李汉俊、向警予等众多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为国富民强而斗争的英勇事迹,同时也客观评述了王华轩、蔡寄鸥等一批老报人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全书还总结了武汉近代新闻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武汉新闻业在全国新闻史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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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众媒介是一种历史的变数之物,所以,对于大众媒介权力的研究不能耽于既有的现象与现实,而应该是在大众媒介历史的全部思考和评价中,考察其精神和命运的轨迹,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所起到的或好或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纷纷扰扰的历史现象中廓清媒介权力的人道与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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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本身有一个代价。把文言完全置于一边,文言写作完全废弃,而且在写文学史时,把文言写作的作品完全放在一边了。文言文的**废弃,太绝了一点。 文言有什么好处呢?文言能保持文本的庄严。我们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过程中,但中国人的庄严成分在减弱。在古代,文言本身文本是庄严的,它也补充了精神世界里假如庄严还不够的问题。适当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国家的重要文稿,略增一点文言的话,国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点,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文化的国度。 所以,在重建传统时,有能力的人从事文言的写作是件好事情。 可是,文言写作又很复杂,不是人人都能写的。根底不够,写起文言会出笑话,会泛酸。 赋是极少数人才有能力可写的,**不是人人可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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