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据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论语》是先秦儒家核心的典籍，也是在中华文化的发展积淀中，对文化精神、民族信仰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一部经典。它记录了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以及孔门弟子相互间的对话与答问。在孔子辞世后，经弟子论纂成书，故谓之《论语》。自《论语》成书至今两千多年来，家弦户诵，递相注释，形成了浩瀚广阔的《论语》注释与版本系统。 《论语》注疏合刊本的宋元旧椠主要分为四个系统，约而言之，即越刻八行本、蜀刻大字本、元元贞丙申（一二九六）平阳府梁宅刻本（附刻《论语纂图》《论语释文》各一卷），与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清以来，闽、监、毛、殿各本递相翻刻，而出于此风气笼罩下，阮元能跳出窠臼，采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早的注疏合刻本 元刻明正德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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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 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 越州刻八行注疏本 。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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