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化思潮中，不要以为法儒两家的争论和对立已经属于历史，一些新儒教的鼓吹者们已经找到了自我膨胀的温床，并且在本朽木中萌生了新芽。非但一上世纪“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现在，《十三经》已有多种版本流行于世；而且上一世纪一些“所谓别有用意”、“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聪明的“阔人”所倡言的读经，也在当世找到了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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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本书的叙述主体与本书的读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爱读书，爱思考。这一现象不仅有意趣，而且有意义。一个世纪前，中国立志改良、变革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康熙尽管有着封建时代和自身专制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思考也仅限于“知”和“行”，在于王霸之道，因而抛开“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这一说，仅就其自小即有作为而论，则为梁启超的这一断言提供了有力的诠释。也许可以说，一个时代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繁荣期——“康乾盛世”，正是从康熙玄烨的读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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